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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 透过历史的烟尘看人生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194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5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主持建立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现代文学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乐黛云

童年、家乡与文学梦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当年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我的父母都是新派人,所以4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习钢琴。

全面抗战爆发那年,我刚6岁。大约1939年末,贵阳也受到战乱威胁,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父亲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我们一家四口(还有2岁的弟弟)就在谷仓里住了3年。尽管外面兵荒马乱,但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温情之中——我们常常去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

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亲自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阅读和背诵。

1941年,我10岁那年,父亲因接近进步学生而被解聘,失了业。我们一家凄凄凉凉地回到贵阳。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家里几乎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要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也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

我在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初中一毕业,我就考上了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国立第十四中学,可惜我在十四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战胜利,十四中迁回南京,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

高中三年,我被文艺所深深地吸引。美国的“文艺哀情巨片”使我如痴如醉。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场看两三部美国电影。每个星期六我一定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在这一时期,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中文的、英文的,真是无所不看。我还喜欢写散文、念故事,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热情的夸奖。我就这样走上了我的文学之路。

北大、革命与爱情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那时局势还很动荡,因为家在贵阳,父亲不想让我北上读书。但是,我对北京大学十分向往,向往去进步的、革命的北京大学,不愿意去中央大学。母亲默许我北上,因此我途经武汉时便私自改道北上,一路奔波,终于到达了我日思夜想的北大。

其实我原本投考的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但是北大把我录进了中文系。后来听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

那时我最喜欢的课便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以及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课本。他要求我们每两周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主题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班有27个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一字一句亲自改我们的文章。让人最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评讲课,要是得到了先生的夸奖,那可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废名先生的课则与沈先生风格截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或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出自废名诗作《街头》),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出自废名诗作《十二月十九夜》)。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

到了1949年1月,正值平津战役期间,我们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不要南下。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去到他家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地倾听我们的劝说,并回以微笑。后来,国民政府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要接走人的名单中有沈从文、汤用彤、钱思亮等先生,机票都是给他们全家人的。但是沈从文先生和许多教授一样,留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才选择留下来。

那时我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北平城内的地下党。每天深夜,革命工人在北大印刷厂加班印制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大江流日夜》,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北大学生到解放区后的所见所闻,称得上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地进入北平城,我们全校出动,到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我们唱着歌,踩着舞步,向前挤。终于,我挤到了最前沿,给半身探出车窗的解放军战士递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热水。解放军战士接过晃动的水杯,对我微微一笑,我从心里感到那么幸福,那么荣耀!

我的生活自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新社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响。我们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灭亡、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伟大、更神圣呢?

也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汤一介。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汤一介比较内敛儒雅,而我热情开朗。可能正是性格上的反差才让我们看上对方。当时,我们经常一起去农村义务劳动。有一次刚好是春夏之交,太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我当时穿一条工裤,前面有一个大口袋。汤一介摘了几棵小草放在我的口袋里,他是一个含蓄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这类的话,可是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在我看来是定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有情趣、特别内敛,又特别有学问,我当时就很崇拜他。

1950年暑假,我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我们从满洲里出国门,将近十天,火车一直穿行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贝加尔湖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的一员,我们在沿路车站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到处红旗飘扬、鲜花环绕。人们欢呼着,高唱《国际歌》,双方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国前两天,我突然被问及是否愿意留在苏联的中国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我对此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得知汤一介那时每天都惴惴不安,怕我留在苏联不回去。我想这也算是我们冥冥之中的信念吧。1952年,我嫁给了汤一介。

我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北大中文系秘书一职,协助系主任工作。同时,我也做一些学术研究。我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想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的分析方法和“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我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后来,我开始给大学生授课,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80年代正在上课的乐黛云

1957年,我被迫下乡,被监督劳动。还好我被分配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赶着几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早赶着小猪,迎着太阳,往核桃树成林的深山走去。我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感。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后来,我们带着儿子,一家三口来到江西鲤鱼洲,种稻、种菜、打砖盖房。我被指定为工农兵草棚大学的教员,后来又随工农兵学员返回北大中文系。这期间,我陆续到北京日报社、河北日报社、大兴天堂河等地劳动实习,边教边学,半工半读。

出国、回国与 “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生

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开始时是朝鲜和非洲学生,后来欧美学生逐渐多起来。我承担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没想到对留学生班的这三年教学全然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道路。

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突破了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模式。为了让学生较深地理解作品,我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

我于1981年写成《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空间。研究尼采的同时,我又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这部论集对国内的鲁迅研究起了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

我的这些工作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特别是我班上的美国学生舒衡哲,她当时已是很有成就的年轻历史学家,对尼采在中国的影响颇感兴趣。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成为很亲密的朋友。她回国后,在美国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书,这所大学就在波士顿附近。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她的提及,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才会在1981年5月到北京大学来和我见面,哈佛-燕京学社为我提供了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从此,我的生活又有了一个新转折。

1981年8月,我终于到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在哈佛大学的一年里,我白天忙于听课,晚上到英语夜校学习,我主要听比较文学系的课。比较文学这门学问深深吸引了我。

比较文学系的主要奠基人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bitt)曾大力提倡对孔子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如吴宓、梅光迪等,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系主任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也认为,只有当东西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时,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才可以被全面处理。我为这门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学科着迷,借阅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积累的钱都用来买了比较文学的书籍,决定把我的后半生献给比较文学这一事业。

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最新引进之物,就从现代说起,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也可上溯到王国维1904年的《叔本华与尼采》,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鲁迅的结论是:“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说,必须在与世界文学的众多联系和比较中,才能找到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途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

1982年夏天,应邀在纽约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之后,我更想对这门学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决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恰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我提供了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在伯克利,我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教授。在他的协助下,我写成了《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后来,这本书作为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之一用英文出版。

1984年秋天,我和丈夫回到北京。这时,深圳大学正在组建,深圳大学校长邀请我们夫妇和他一起去开创新的事业,他聘请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同意我在那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我的丈夫则负责兴办1949年以来第一家国学研究所。我们并没有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而是来往于广东和北京,南北各住半年。

那时,深圳大学是一个朝气蓬勃、极富活力、美丽而全新的地方,正是有了深圳大学这个基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各路大军才有可能在这里聚集,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讲习班。大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中流砥柱、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词,并由他担任学会名誉会长。到会代表130人,来自全国60余个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在讲习班学习的130名学员也列席了大会。这些年轻人中,很多成了后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坚,这次大会也初步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地位。从首任会长杨周翰教授开始,中国学者一直担任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以后几年,中国比较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1985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我担任所长。我用尽全力工作,一心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尽我所能为中国培养人才。我潜心读书、教书,认为找到了最适于自己的生活方式。1984—1989年的五年间,我真是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在北京大学不断开设新课,如“比较文学原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东方与西方”“比较诗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选课的学生都在一二百人左右,遍及中文、英语、西语各系,还有许多从外校赶来听课的学生,教室总因太小一换再换。学生的欢迎促使我更好地准备,同时大量增进了自己的系统知识积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文化热”。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本身所提出的历史课题。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分析和对其未来文化的策划和希求,实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1984年,以北大教授为主体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多元化的学术团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我是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书院的宗旨是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新文化”,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于1987年举办了首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一方面讲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介绍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现状。

我做的几次演讲中影响较大的是“从文学的汇合看文化的汇合”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的未来”。前一次演讲直到1993年还由《书摘》杂志重新刊载,引起了一些反响。我想,这是因为我当时(1986年)特别强调经过长期的封闭,我们急切地需要了解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面向世界,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真正了解的。

在给文化书院的学员面授和函授“比较文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探索比较文学的一些领域,把自己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部学术著作《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都看作“文化热”的一种结果。因为在我看来,“文化热”的核心和实质就是酝酿新的观念,追求突破,追求创新。一切变革和更新无不始于新的观念,新观念固然产生于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于外界的刺激,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文化热”偏重于考察世界,研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这一点也就毫不足奇;而我的比较文学之路正是与文化书院的发展相吻合,同时参与了当时热火朝天的文化热的继承与创新。

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不知不觉取代了80年代的文化热。我生活在这样的潮流中,当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但有一点,我绝对坚持,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状态。我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永远保留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模式,也不认为中国中心可以代替欧洲中心。

目前,人类已进入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特别是相对论提供的方法使人们认识到,一切体系和中心无非都是在宇宙无限的时间之流中按照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而截取的细部。我认为,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同时,西方发达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急于寻求文化参照系以发现新路和反观自身,而东方社会急剧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这些都促使双方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自己,21世纪东西方文化交往将进入一个繁荣的新阶段。在这种复杂而频繁的交往中,如何对待文化差异和文化互读的问题,将是一个会引起更多关注和值得进行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

(整理:谢蝶、刘文欣、张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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