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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济生:此生唯愿济众生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人物简介:韩济生,1928年7月出生于浙江萧山,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962年进入北京医学院生理系工作,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1965年起从事针刺镇痛原理研究。

我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62年应卫生部的安排,担任当时北京医学院生理系王志均教授(著名消化生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的助手。此次调动是我毕业10年来的第5次调动,开启了我与北医、与神经科学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教学科学生涯,我总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幸运儿:遇到好老师、好学生、出色的学校、重要的国家课题,最值得感恩的是赶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大时代,教学科研工作受到国家的重视得以快速发展。在教学科研之余,我也认识到理应做一些社会工作,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向社会做出回馈。我常想:自知天赋不高,只能借助勤奋;每念人生有涯,唯求后继有人。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大多数是前人用血水和汗水换来的,我们是踩在别人肩上上来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下些什么,让后人踩在我们的肩上向前进。

教学是一种享受

在我1952年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生理系高级师资进修班进修期间,吴襄教授(大连医学院著名生理学家)讲课的翩翩风度使我感受到作为一名生理学老师的魅力。实际上,生理课非常有意思,生理老师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给出解释:喝水时太急为什么会引起咳嗽?献血400 ml以后多少天可以恢复?这些都是经常遇到的例子。吴襄教授在讲课中会融入科研思维,讲许多科学发现的小故事,令学生听了心情激动,对科研产生兴趣,跃跃欲试,是我学习的榜样。

受吴襄老师影响,讲课中我有时也会插入一些小故事给同学们提提精神。讲呼吸有关的反射时,我给大家举例:秦朝兵马俑如果开口讲话会是什么语调?我虽一无所知,但我敢保证,他们睁眼迎着太阳打喷嚏时的声音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复杂的反射活动,也许是先民看见火山喷发时得出的有益反应,代代存留下来,远比秦朝更为古老!

在授课过程中,我注意与学生的互动,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这得益于我1979年短期出访美国和瑞典的体会,我发现瑞典教授讲课时允许学生中间打断,进行提问,这种方式更能引发学生对讲授内容的思考。1980年我从瑞典回来,同学们都希望我讲些国外的新鲜事。我说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你们听完讲座,必须有提问。希望大家在听课过程中就把问题写下来,我讲课一结束,你们就可以立即举手提问,而且手要高高举起。在这样的要求下,经过多次练习,同学们终于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在听课过程中不是乖乖地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动脑筋,主动思考和提问。在当时,这算是一种创新。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外国专家访问中国作学术报告,很多时候报告结束后,大家都很有礼貌地热烈鼓掌。当演讲人问到“是否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时,一片沉寂,当时大多数听众没有提问题的习惯。但是当外宾到北医演讲的时候,却发现提问题的人很多,有的外宾因为讲完就要赶飞机,来不及回答所有问题,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提问到此结束吧。”他们对北医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听众与来宾的发问和互动,成了北医的特色,被传为佳话。

科研是一种幸福

我对科研的兴趣最早源于对生活中问题的观察和思考。1953年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理系当助教,当时哈医大生理系只有讲课任务,没有科研项目,我经常跑到松花江边一些疗养院去参观,看到不少高血压病人在那里疗养。我偶然观察到,用水银血压计测量血压时,仅凭按压气囊产生的脉冲式压力变化,会造成血压的轻微升高,这种人为的血压升高明显干扰正常血压的精确测定。如果在气囊与血压计之间加一个缓冲气囊就能完全消除这一人为干扰,这个现象和解决方案经过多方面实验确认结果,发表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上。60年后的今天,在便携式血压计中,电动马达取代了橡皮球,避免了脉冲式压力变化对血压的影响,再次证实了这一结果。

1958—1960年经济困难,粮食定量,“吃不饱,瓜菜代”,白薯成为人们的重要口粮。白薯吃多了总是会感到胃里返酸,但如果就着咸菜吃白薯,就不返酸。这是为什么?我们做起了研究。发现吃白薯以后,确实造成胃酸分泌增多,而咸菜能减少胃酸分泌和反流。究竟是咸味(氯化钠)起了作用,还是菜起了作用?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是氯化钠的作用,而不是蔬菜的作用。

自发的小研究,当时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对培养科研兴趣有益,对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也是一种锻炼,这些都对我今后的科研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北医以后,王志均教授给我提出了一个研究方向:为什么情绪变化会影响消化系统功能?他希望我从中枢神经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要选择性精准干预大脑核团功能就需要用到脑立体定位仪,当时北医没有脑立体定位仪,我也从未见过。经过仔细调研,我发现协和医院有一台进口的小动物脑立体定位仪。20世纪60年代,北医不可能进口这样的仪器设备。买不到,只好自己做。我带了仪器修理厂工人师傅去参观,画了一个图带回来,硬是用旋床和锉刀仿制出这样一台精密仪器。用这台仪器,把刺激电极分别插入兔脑下丘脑的外侧区(LA) 和腹内侧核(VMH)以后,我们惊喜地观察到:电刺激LA(摄食中枢),兔子就猛吃青菜;刺激VMH(饱中枢),兔子就立即停止摄食。这个实验结果验证了中枢核团电刺激技术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研究大脑如何对消化系统功能进行调控了,真是令人兴奋。今天回想起来,也认为自己是够大胆的。

我们带领同学下乡,到通县(今通州区)马驹桥村劳动,恰逢乙型脑炎流行。病人脑压升高,呼吸减慢,为了及时抢救,我们在卫生院动手制造输液瓶架,编织输液瓶套,在自己设计的图表上记录心率、血压、脉搏等生命特征曲线。当患者心率、呼吸减慢,表明有颅内高压的时候,就输入高渗糖水,降低颅压,这时生命特征曲线往往随即回归正常范围。如此日夜坚守,硬是挽救回来几个危重病人。这样的经历,既抢救了病人,也锻炼了学生,显示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效果。

我系统的科研工作始于1965年,也决定了我的科研走向。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利用针刺穴位来止痛,但当时西方的一些学者仍把针刺镇痛看作是东方巫术。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同年9月,时任北医党委书记彭瑞骢找到生理学教研室的我,希望我担起这项任务,完成总理的嘱托。当时我对“针刺麻醉”一无所知,究其原理为何,更不知从何谈起。但是我深感责任之重,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根据医学科学的基本概念,当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不是针刺为什么会镇痛,而是针刺是否的确有镇痛作用。当时我37岁,我的助手汤健27岁,还有刚分配来的一名北大生物系毕业生周仲福。我年龄最长,有一些科研经验,自然担负起科研设计的任务。我们首先要建立起标准的镇痛刺激方法和准确定量记录痛反应的方法,测量痛觉是否能被针刺所抑制(减轻),然后才能谈得上针刺效果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消长规律。

当时马上就要决定的是:在人体还是在动物身上进行观察。茫顾四周,举步维艰。正在此时,时任北医基础部党总支书记许鹿希老师告诉我好好做计划,拿出方案,学院会对我们全力支持,并立即从相关教研组调来几名技术员帮忙。经过阅读文献、摸索各种测痛方法,我们最终拟定了人体实验方案,因为人体测痛、镇痛实验最接近临床条件。我在讲生理课的时候,动员学生作为志愿被试者参与科学研究,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至此,科研工作紧张有序地全面铺开。正式实验在三个实验室同时进行,被试者躺在受试床上,同时进行人体针刺—测痛实验观察,在合谷穴扎针,在全身有代表性的8个部位测定皮肤痛阈值变化。白天得到了大量数据,晚上我用一个算盘和一把计算尺进行计算和数理统计,随即在方格纸上画图,看变化趋势。到如今44年过去了,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真道是:

白昼扎针忙测痛,深夜数据如潮涌。

珠盘不知何处去,算尺依旧在橱中!

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我们获得了66例针刺治疗组和22例对照组的数据,初战告捷:针刺确能使人对痛觉的敏感性显著降低。其规律是,镇痛作用发生缓慢,要半个小时才能充分起效,停针后还有一定的后效应。对大部分人有效,少部分人无效。看了我们的实验结果以后,临床医生说:“这些结果样样都和临床符合,确实如此!”这时,我对针刺是否镇痛的问题心中有了底,开始思考:针刺为什么镇痛?针刺镇痛作用起效这么慢,有什么化学因子逐渐产生积累?如果有这种化学物质产生,到哪里去寻找?会不会在脑子里产生?实验室玻璃柜里还有一台脑立体定位仪,何不拿来试试?一系列遐想油然而生。

北医真正的针麻科研之旅开始于1972年,北医的针麻原理研究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伟大征程。持续半个世纪,先后动员200余人,我们终于找到了针刺发挥镇痛作用的物质基础(至少是部分物质基础),找到了动员脑内特定物质的电子密码(电针的参数,特别是频率参数),找到了神经系统中存在着降低痛觉的化学因子(如内啡肽、脑啡肽、强啡肽等,统称阿片肽),也找到了内源性对抗阿片肽的物质——八肽胆囊收缩素(CCK-8)。其后还扩大了研究范围,针刺不仅有镇痛作用,还能治疗几十种疾病。我们分别研究了其中的十余种,包括中枢性肌肉痉挛、药物滥用(俗称药物成瘾)、酒精成瘾、肥胖、抑郁症、焦虑症、高血压、儿童孤独症和不孕症。其中在学术上最令人难忘的是,从毛主席矛盾论的观点出发,推测脑中既然有镇痛物质,是否也有对抗镇痛的物质,从而发现了对抗阿片类物质的CCK-8。正是由于CCK-8的存在,扎针时间不能太长久,次数不能太频繁,要适可而止,以免产生针刺镇痛耐受。

韩济生正在做研究

故事尚未完结。既然发现了CCK-8,那么它是如何对抗阿片类物质的镇痛作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只阐明了细胞水平的作用机制,可我们发现在同一个神经细胞上既有阿片受体,也有CCK受体。激活CCK受体,可以抑制阿片受体的功能。那么这两种受体之间又是如何发挥相互作用呢?这个问题留给了北大神经科学研究所我的博士后也是我的继任者万有。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万有团队2018年终于发表了论文,证明CCK受体被激活以后,可以通过阿片受体细胞内第3个环状结构与阿片受体结合,从而抑制阿片受体的活性。这件事说明,一个科学问题可能要等待长达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解释。这是“持之以恒,不忘初衷”含义的一种诠释。

办学会是一种奉献

搞教学、做科研是在学校内部做事,但同时也对整个学术界有影响,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医生理教研室在中国生理学界起着领头羊的作用。王志均院士长期担任中国生理学会主任委员,推动消化生理的发展。我在1983年接任北医生理教研室的主任一职。疼痛肯定是一个生理学问题,但是其原理又集中在神经系统,针刺镇痛科研任务很自然使我的科研兴趣朝着神经科学的方向移动。1994年我不再担任生理教研室主任职务,1998年我开始担任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2002年担任神经生物学系主任。

与此相应,学会工作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在我和同人的努力下,1988年北京神经科学学会(成立时间早于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成立,1989年中华疼痛学会成立(该会1992年转为中华医学会下属的疼痛学分会)。在20世纪90年代,疼痛医学作为一个专科出现在医学界,是一个新事物。临床有需求,但实际上缺乏疼痛专业医师队伍。为了在实际接触疼痛病人中增长基础和临床结合的认识和体验,1995年在法国Upsa疼痛研究所支持下,我们在北医校医院的二楼创建了“北京医科大学中法疼痛治疗中心”,收治难治的慢性疼痛病人,聚集有志疼痛医学之士,钻研切磋,对病人加以积极治疗。在此基础上,每年举办大型学习班,交流全国各地的疼痛诊治经验。在1995—2007年间,共举办了13届疼痛治疗研讨学习班,参加者1400余人次。目前疼痛医学界的中坚人物大多为当年学习班的受惠者和贡献者。该组织也被称为“疼痛医学界的黄埔军校”。经过我们再三向各级领导反映临床实际需要并积极申请成立疼痛科的情况,2007年国家卫生部决定在一级临床科目中增添一个新的科目:疼痛科,并在全国二级以上医院成立该科目,专治慢性疼痛。

这段学会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是我在北医工作半个多世纪中最为难忘的。因为神经科学、疼痛医学、疼痛科这些名词在当时都是新名词、新概念,人们对这些新概念不理解、不接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在要求成立“神经科学学会”时我们被问道:已经有了“神经科”,为什么还要成立“神经科学”?在要求成立疼痛科时,我们被问道:疼痛是疾病的一个症状,病好了,痛也消了,为什么还要专治疼痛的医生?

我们在尽力解释“神经科学”不同于“神经科”,慢性疼痛(一种疾病)不同于急性痛(一种症状)的同时,也向各方面伸出求援之手。当我向吴阶平院士求教时,他坦陈:“成立一个新的临床科目,谈何容易?”他当年在申请成立泌尿科时,也是困难重重,但他鼓励我们,只要病人有需要,医学有能力帮助,就要为此努力。

有一位领导关心地问我:“韩院士,你又不是临床医生,为什么这么积极申请成立疼痛科?”我回答:“我脑子里充满着一个个被慢性疼痛折磨而找不到疼痛医生的病人痛苦而紧迫的要求。他们有的说:‘我这块皮肉日夜疼痛难熬,生不如死,你帮我把它挖掉吧!’有的说:‘我跑了几个大城市,没有一个大医院能负责治疗日夜折磨我的痛症。’”

至于我自己,作为一名神经生物学工作者,不能满足于教书、写书(北医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别于1993年、1999年、2009年主编了三部大型神经科学教科书,每部平均200万字),还应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要根据国际大形势和国内实际情况,起到培养疼痛医师队伍、发出大声呼吁的作用,其目的纯粹是想为慢性疼痛病人建造起一个能为他们解决痛苦、负责到底的“家”。韩启德院士在了解了有关疼痛医学的国际、国内情况后,动情地说:“解除疼痛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医生的神圣职责。”

经过12年的努力,现在各地医院疼痛科业务的发展令人欣喜,这也是对中国疼痛医学工作者最大的奖赏。

感谢母校,感谢祖国

在我的北医生涯中,我充分感受到了各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培养。王志均教授原来不认识我,是大连医学院的吴襄老师到北京来修改生理学教科书时叫我过来帮忙整理稿子,才认识了我。在中央为著名专家配助手的政策下,王先生选我做助手,调我来北医。很惭愧,我未能如愿做王先生的科研助手,倒是领走了王先生原来的研究生去研究针刺麻醉原理。时任北医党委书记彭瑞骢在指定我做针刺麻醉研究时,非常有策略。他看到我对于“针刺麻醉”的认识有疑虑,就不是单纯命令我,而是说:“咱们一起去通县结核病研究所看看手术再说吧。”一场针麻下肺叶切除手术成功结束后,我感到十分信服。于是不必再被动员,而是志愿参加。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马旭在1979年6月下旬一个大雨天,亲自陪同我爱人朱秀媛送我到机场登机赴美,他感叹地说:“韩济生单枪匹马打天下去啰!”马院长对国际开放很有前瞻性,抓住机会通过我在旧金山结交并介绍他认识的刘汉民医生,介绍了一大批北医教师和医生赴美进修,在国内各医学院中开了先河。时任北医基础部党总支书记许鹿希在我最迷茫时期对我的鼓励,更是让我终生难忘!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王德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韩启德院士,基础医学院原院长王锷……对我的关心爱护就更是说不尽、道不完了。

我的一生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老师的栽培、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更重要的是赶上祖国快速发展的时代,使得科研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得到了人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韩济生

一个人可以靠耍小聪明得到一时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终取得一定的成绩只能靠勤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这是我的简单信条。用自己争分夺秒的努力,不辜负时代赐予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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